哈密木卡姆作为伊州乐的后世，从一种节奏转向另一种节奏，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，这种文化奇观和增力以其独特的风味让我们站在历史前感慨不已。
现在无法判断，当佛教开始在西域绿洲播撒时，哈密绿洲，这块天山脚下的盆地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这一重要的洗礼的？当时，限干时空，各种交通工具是以马、驻为主要载体的，加上居民极其分散，所以，无论哪种文化的传播都是缓慢而匀称的（“逐水草而居”的民族的活动受天气和季节的支配）。这个缓慢而匀称的文化渗透中，佛教带来了《伊州乐》的前身《摩诃兜勒》。其实，“摩诃”一词源于印度，其原写均为梵文，其意为“大”，“兜勒”是曲的意思，合起来就是大曲，即由套曲所组成。可以判断，由于佛教的穿行，佛教音乐在哈 密便痛快地生根结果了。《摩诃兜勒》的到来，与哈密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进行了初步的融合。这是第一次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和相融，根据史料记载，这时的年代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世纪左右。
作为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，哈密的作用是重要的，一方面输送着西域文化向中原挺进，一方面要把中原文化接过来，送进西域绿洲，正是这种开放性，哈密绿洲才有了多种文化的元素；盆地始终处于一种开放体系之中，绿洲文化才显出健康而奔放的状态。尤其是到了西汉，汉武帝“凿通西域”、挥戈西进为《摩诃兜勒》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大音乐家、赫赫有名的音乐大师李延年随大军到了哈密，在和当地居民的交流中，李延年被《摩何兜勒》神秘、深沉的气息所吸引了，大师根据《摩诃兜勒》一气写下了《折柳》《入关》等二十八首军乐带回了长安。历史对这个过程进行了忠实的记载：“惟《摩诃兜勒》一曲，李延年因胡曲更选新声二十八解，乘兴以为武乐”。
哈密，这个当时被称为伊吾的地方，名声散人到长安教访、茶肆酒楼乃至寻常百姓家，这是一次成功的融合和交流，当《摩诃兜勒》的影子《折柳》、《入关》被编成具有中原风格的曲子时，应该看到，这是一次可以称为二次革命的新纪元活动，汉文化与印度文化在哈密完成了一次婚礼，这是第二次文化融合。
客观的评价，隋炀帝在对待西域文化上表现了一个帝王的气度，他在张掖召见西域各部首领时，也广泛搜集到了西域音乐，并把它们都编成了宫廷音乐，作为资料保存在了宫中。在查阅文献中，似乎没有看到过伊州乐的名字。这个光荣的使命由盖嘉运完成了，盖嘉运是唐玄宗的西凉节度使，近水楼台，他把伊州曲献给了玄宗。此时，哈密由伊吾改为伊州，其音乐也正式被冠为“伊州曲”或“伊州大乐”了。
王维，这位著名的大诗人、大音乐家为《伊州曲》配上了诗，一曲唱尽了千年往返西域的人生沧桑：“渭城朝雨邑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《伊州曲》总共被配上了十首唐诗，都是诉说离别的忧伤的，其中一首为：“闻道黄龙戍，频年不解兵。可怜闺里月，长在汉家营。”从特点上看，如果说龟兹乐的风格是热烈、奔放的话，那么伊州乐的风格就是悲凉、一唱三叹了，因而龟兹乐属于喜乐，而伊州乐则属于悲乐了。与唐诗的结合是伊州乐的第三次变革和成功配合。
宋朝当然比不上唐王朝的英风大气了，伊州乐从情感表达上更加幽怨别致，符合了宋人的审美价值观。杂居在宋代的发展，是中国音乐丛宫廷向教坊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！音乐戏剧化是宋人的一个创造。在我看来，这一次舞台革命带来的意义是深远的！以伊州为命题的、伊州乐风格的戏剧被搬上了历史的舞台。《领伊州》、《铁指甲伊州》、《闹五伯伊州》、《裴少俊伊州》等，伊州乐的名气达到了空前的地步，当然可以说，与宋词相伴相随并以戏剧化的形式出现，这是伊州乐的第四次革命和成功配合。
第五次就要来到了，历史屏住了呼吸，看着这一惊心动魄却最终的一个轻捷的转身。
伊斯兰教的到来，让伊州乐以一个轻捷的转身而脱胎换骨，仿佛化蝶而出，全新的哈密木卡姆出世了。
确切地说，哈密十二木卡姆保留了伊州乐套曲的形式，但在内容上却是另类，彻底阿拉伯化了。伊州乐不再是悲凉、婉约的了，一变为热烈、单纯、奔放、活泼、无拘无束的风格了。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变革。如果说伊州乐的前身是受佛教音乐的启蒙和洗礼，而这一次，是伊斯兰教对它全新的革命和打造以及诠释。因为哈密十二木卡姆是伊州乐的新生。在欢快的手鼓、欢快的热瓦甫中，一种崭新的音乐、一部民族音乐就这样神采奕奕地跑进了历史的视野。